4月30日，晚上8点30分，杭州武林广场电信营业厅结束了一天的服务。与它一同结束的，还有1883年创建至今的杭州民用电报服务。至此，中国仅存的民用发报点只剩下北京的中国联通西单营业厅。
在杭州可发送民用电报的最后一天，原本空旷的营业厅一半空间都摆放了桌椅，坐满了伏案写字的人；手机展台旁也围满了借用柜台的人，推销员却坐在一边，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；营业厅的另一侧，人们手拿纸笔和现金，排成几条长队，一遍遍数着纸上的字数……
5846封电报在这一天被发出。
“上个世纪80年代，电报业务最辉煌的时候，全杭州所有营业厅一天发出的电报也就是这个数量。”曾经在电报岗位工作过的电信员工说。
半个多月后，走进杭州武林广场电信的“报房”，一群人还在裁切、校对、封装电报。这支被临时调来帮忙的队伍里，没有人低于50岁。他们年轻时都在电报岗位上工作过，现在和杭州最后一位专职报务员任宏一起，为这项年轻时的事业画一个句号。
过去两个月，记者反复走进杭州电报的营业厅和报房，尝试记录“电报消失的一瞬”。
5月19日，下午5点左右，最后一封积压的电报被装进信封。早在去年就坏了的电报机，被放在报房的角落。“马上它就要去对面的电信博物馆了。”报务员们感叹。
5月19日，任宏在报房的办公室接受采访。李楚悦 摄
“黄金时代”
“谁能想到这么忙。”任宏感慨。这位杭州最后一位专职报务员没想到，退休前，自己又经历了一次电报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1981年12月，经过半年多的培训，任宏通过考核，正式成为一名报务员，每天处理四五十封电报。
此后几年，任宏经历了杭州电报的黄金时代。1985年，杭州电报业务量跃居全国省会以上城市第五位，首次突破100万份。1988年达到历史最高的194.85万份。
1995年前后，长途电话业务兴起，电报业务量下降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任宏也在1995年离开发报员的岗位，调往窗口服务客户。主要工作是，当客户购买移动通信设备时，帮助前来开户的客户录入信息、选号码。
2023年，上一位报务员退休后，还有两年也将退休的任宏被调回电报岗。当时，一年发送的电报量也只有二三十封，对他来说，这是退休前清闲的过渡期。
没想到一年多后，事情发生了变化。2024年11月，B站UP主“浪花Curtis”发布了视频《在2024年，发出一封“最后的”电报》，截至发稿前，播放量已达33.6万。
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电报在互联网上重获关注，任师傅感到电报的数量明显多了起来。
最直观的反映是，发电报前，需要签署《中国电信杭州公司电报业务通告》。通告首句加印了一句：“尊敬的客户，因近期电报业务量激增，当前电报收发的时效可能有所延迟，具体恢复时间无法预估。”
再次成为报务员的任师傅重新忙碌起来，找到了一些年轻时的感觉。虽然翻译电报码对任宏来说，早已是“不需要动脑子想的事”，但他仍保留着曾经的工作习惯。“有些关键词必须反复确认，绝对不能出错。”
20世纪80年代，发电报是昂贵的事，单价每个字7分。按当时的物价水平，1角4分相当于一天的伙食费。为了省钱，发电报的人通常竭尽所能压缩字数。
那时候的电报内容虽简短，但传递的信息通常至关重要，火车接送、家人病危等，一个字的错误会导致信息完全变样。直到现在，任宏在打完一封电报的内容后，仍会注视屏幕，仔细检查一遍。
2024年11月，任宏使用多年的电报机出现故障，自行检查无果后，他叫来厂家尝试维修。可电报机早就停产，相应的配件也不再生产，“还是有点失落的，只好改用电脑继续发报”。坏了的发报机被搁置在报房一侧的柜子下。
赶来帮忙的报务员们正在忙碌。李楚悦 摄
2025年3月底，随着电报业务的激增，任师傅忙不过来了。六名同事陆续从其他岗位调到报房帮忙。他们当中，有发报员、投递员，都曾从事过电报工作，而后因为业务量减少被调至其他岗位。
20年后，因为电报，他们在陈设不曾改变的报房里重逢。
赶来帮忙的曹迪斐，1992年高中毕业后被分配至艮山片区担任投递员。在他的记忆里，全杭州共有100多名投递员。初入职场时，由于不熟悉路线，他的送报范围较小，仅靠自行车进行投递。随着对路线的逐渐熟悉，配送范围扩大，他有时也骑摩托车送报。
“从早上8点半开始，每趟需两个半小时，一天要跑五六趟。”曹迪斐说。2004年，邮政逐渐取代报房，承担了主要的电报投递职责，他和大多数报务员一样，调离报房，转至营业厅工作。
“又见到了这批老朋友！”在桌前忙碌的曹迪斐笑着说，手里还忙着电报的工作。
今年3月23日，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宣布，杭州地区的电报业务将于同年5月1日起全面停止。
媒体闻讯而来，任师傅面对十几个媒体记者的采访，还抽空打字发报。即便如此，大量纪念电报的业务涌入中金汇融配资，以往加急4小时就能收到的电报，现在报房加班也得用上一两周的时间。
新媒体时代的记者们，举着手机、麦克风和相机，对着镜头播报：“从明天起，杭州电报业务就将正式暂停服务……”这样的信息，一两个小时后，被做成短视频资讯在互联网上分发传播。
几秒钟后，在智能手机终端刷短视频的网民们收到讯息。很多人在手机屏幕前决定，在电报消失前，去发一封电报。
在报房里忙碌的报务员们。李楚悦 摄
发一封电报
4月的第二个周末，大风携带沙尘，席卷杭州，天气并没有消减人们发电报的热情。武林广场营业厅电报业务当时还设在二楼，仅有一人处理电报业务。二楼设有的五张桌子挤满了人，人们以墙、凳为桌，对着手机上的内容写着电报，发报处外排着长队，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在等待。
那天，陈丽决定给姐姐回一封电报，完成23年前未了的心愿。
1998年年初的一个中午，陈丽一家和住在附近的亲戚正准备吃饭，庆祝陈丽的15岁生日。忽然，门外的投递员大喊：“陈丽！电报！”这是她第一次收到寄给自己的电报。
她吓了一跳。那时的温州平阳，固定电话逐渐普及。最初，姐姐每个星期都会打电话来报平安，一般打到家旁边的工厂传达室。后来，家里装了电话机，就能直接打给家里了。姐妹俩每隔半个月也会互相写信，尽管慢，但传达的内容更加丰富。电报，从未出现过。
生日那天拿到电报后，十来个人围在一起，等着陈丽拆开信封。那是上大学的姐姐从宁波寄来的，上面写着：“生日快乐！”当时的她特别惊喜。
这封电报陈丽在书桌的抽屉里藏了很久，“和日记本一类的宝贝放在一起”。有人来家里玩时，她会把电报拿出来炫耀。大学毕业后，陈丽留在杭州工作，留在老家的电报已被当作旧物清理，但她始终难忘那封电报。
今年3月底，她在网上看到了杭州电报业务即将关停的消息。十多天后，她带着女儿一起来发电报，23年前的祝福有了回应。
同在这个周末来发电报的，有平时热衷测评数码产品、使用智能家居的 80后自媒体博主，有90后上班族、00后大学生，他们有人只在影视作品和小说中见过电报，觉得“电报一般只在打仗的时候发”，还有10后小学生，他们平时用“碰一碰”就能加好友的智能手表约同学打游戏……
出生于不同时代的人们，在即时通讯的互联网上了解到电报，走进电信营业厅，用现金发出一封要等待好几天才能收到的电报。
4月12日，营业厅二楼电报业务处人们正在排队发电报。黄子睿 摄
0375 6015
人们对电报的新奇和热情，在电报业务关停前最后一天达到高潮。
好几天前，任宏就知道4月30日要举办发出最后一封电报的仪式。他提早了一个半小时来到现场，在二楼等待着最后一刻。
在手机、话筒、录音笔、摄像头前，任宏代表中国电信，发出了杭州民用电报史的最后一封电报。镜头前，他身穿白衬衣，头上稀疏的头发向后撇向一边，眉头微皱，双手十指交叉放在桌上，有些吞吐地说：
“电报业务戛然而止了，我的心情应该说也很复杂，既高兴也难过，难受的是电报业务就……陪伴我半辈子的业务一下子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高兴的是，因为有更先进，更好的通信手段能够服务着用户……最后和电报说声再见吧，我想还是用电报码说，0375 6015（再见），我会想念你的。”
UP主“浪花Curtis”专程从威海赶来，在现场记录下了这一幕。任宏递出电报的一刻，被他用作视频《这次，我见证了杭州最后一封电报！》的封面，为半年前的视频作了收尾。
最后的告别时刻，为了满足发报需求，营业厅的发报业务从二楼搬至一楼大厅，会议室的玻璃隔断被收起，与大厅连在一起拓展出空间。八九个电信的工作人员们坐成一排，形成了一套临时的电报业务流水线。发电报的人们溢满整个大厅，到处都是绿色电报纸和黑色圆珠笔。
68岁的童姨一个多月内，已经是第四次来营业厅发电报。她手里攥着打算发的电报，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为电报事业奉献一生的父亲以示纪念‘永远消失的电报’”她写了五封一样的电报，发给北京、杭州的朋友们。
童姨的父亲名叫童文鑫，1924年出生在杭州。1940年，上海中华电信学院在杭州招收三名报务员，还在读高一的童文鑫因为小时候在药房打算盘，手指灵活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电报科。1941年，他提前毕业，入职上海中华电报局。
发报员需要久坐，长时间的工作让童文鑫双腿无力，“人都站不牢”。童姨的奶奶去往上海，历经辛苦把儿子背上回杭州的火车。病好后，童文鑫没有返回上海，留在杭州继续从事电报工作。1977年他在杭州退休，次年去往於潜镇一所邮电学校教电报，直至1982年因病过世。
童姨在即将停止电报业务的营业厅前回忆报务员父亲的一生，也在这里偶遇了父亲曾经的同事。
尽管互不相识，但攀谈两句后，高松林立马反应过来，童文鑫是他当年的班长，他还记得班长的样子，“是个平头，长得很好看，我们一天到晚在一块工作”。
童姨和高松林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高松林1958年进入杭州市邮电局（现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）工作，直至2002年退休，一生都未曾离开过电报岗位。
83岁的高松林至今记得自己的工号是332号，童文鑫的工号是85号，平常高松林会叫他“八五老师”。发完报后，报务员要签上自己的工号，而不是名字。
这一天，332号报务员和“八五老师”的女儿不约而同，来为电报站最后一班岗。
4月30日晚8点左右。离发报截止还剩不到一个小时。电信营业厅大门用隔离带围上，只出不进。不少踩点来发电报的市民遗憾地被堵在外面。
8点半，还有很多人围在电报业务办理处前，想追求“最后一封”的仪式感。工作人员不得不大声重复：“最后一封电报是电信营业厅发给广大市民朋友的电报，你们不可能是最后一封！”
复印机被抬走，电报业务办理的指示牌被撤掉，临时增设的桌椅被陆续搬离，最后，玻璃幕门拉上。电报休息了。
电信营业厅发给广大市民朋友的“最后一封电报”（受访者供图）
最后的报务员
5月19日下午，所有电报处理完毕，前来帮忙的六名员工也将回到原来的岗位。
报房里，先前摞在桌面上的电报信封和电报纸已经发出，最后的电报用橡皮筋扎成几堆，摆放在一起，还有不少电报被放在袋子里，很快将送到报房旁的邮局。
报务员们开始打扫这间即将回归平静的报房。
报房墙壁上，张贴着落款为2003年5月31的《报务员岗位职责》、2003、2004年电报室被评为文明班组的荣誉证书；办公桌上放着2003年8月1日出版的《全国电报业务常用电话号码》；书柜里堆放的是1996年5月出版的《国内查询、答复公电处理手册》，1989年12月编写的《汉语拼音电信局名簿》……
角落里还有一台老式的录音机和音响。“还是任师傅结婚时候买的”，同事们笑着回忆。
十多年的发报经历早已刻入任宏的生活。
他打字使用的输入法是电报输入法，仅凭数字即可打出任何中文字符和汉字，字母键上的10个数字是他最常按的键。遇到生僻字，他会翻开手边布满书褶、氧化泛黄的标准电码本查询。
平常记电话号码时，一般只用记开头固定的三位数，剩下八位则可以看作两个汉字；一些很长一串的数字，“记20个数字，别人没办法记住，但对我来说就是几个字。”
刚刚成为报务员时，工作考核要求记住2000个字所对应的电报码，但这并不能让任宏流畅发报，时常要翻开标准电码本查询。
对当时的任宏来说，记忆电报码是最大的挑战，每天需要费几小时练习发报，一两个小时背诵电报码，一两个小时练习打字。“只有对电报码熟练了，打字才能快。”任宏回忆道。起初他一分钟能打二三十个字，后来熟练了，一分钟能打九十个字，一天最多能处理200封电报。
报房墙壁张贴着落款为2003年5月31日的《报务员岗位职责》。黄子睿 摄
一张20世纪80年代的老照片上，任宏站在电报机旁，专注地看着电报纸，十指并用地发报，旁边有着电报信息的白色纸条不断吐出。
照片里的这台BD055型电报机，是任宏成为报务员后使用的第一台电报机。
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款机械式电传打字机，改变了长期依赖进口电传机工作的格局。在1963年至1985年，BD055型电传机和半电子式、全电子式电传机并存。1991年，由于全部使用全电子式电传机，BD055型电传机退役。
杭州电信陈列馆内 BD055型自动发报机。黄子睿 摄
时代流转，从BP机、小灵通到后来的大哥大、手机，身处电信服务岗位，任宏对通信工具的变化特别敏感。“BP机才有几年马上就有小灵通，小灵通有了之后马上就是手机。”他记得自己很早就买了小灵通，直到现在，开户时所用的一串特别好记的八位号码仍在使用。
扫帚的沙沙声取代了盖邮戳的嘭嘭声，因告别而持续多日的忙碌停止了。
报房又只剩下任宏一人。他将留在报房处理最后这批电报的退件问题，直至12月退休。
那台坏掉的、全国仅存的电报机将被放入报房对面的杭州电信陈列馆。
2024年6月27日，它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，内容为：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。
电报机坏了之前，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底稿。李楚悦 摄
（应受访者要求中金汇融配资，陈丽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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